鐘敬文(1903.3.30－2002.1.10)，原名鐘譚宗，廣東汕尾海豐人。他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和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創作工作，貢獻卓著。是中國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大師、現代散文作家，被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他在民俗和民間文學研究方面獨有建樹，成為我國提倡用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的觀點來研究民間文學的首批學者之一，是我國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學大旗的學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國文字“三大干流”的概念，較早地把民俗學現象看成一個由物質文化、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組成的整體的學者，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善于進行理論構架的人。

　　人物生平

　　人民的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綜合癥，醫治無效，于2002年1月10日零時1分在北京友誼醫院不幸逝世，享年100歲。

　　鐘敬文先生是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教育家、詩人、散文家，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等職。

　　鐘敬文先生是漢族，原名譚宗，又名靜聞、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廣東海豐縣公平鎮，少年聰穎勤奮，愛好詩文。1922年畢業于海豐縣陸安師范。師范學校學習期間，受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學做白話詩。畢業后在家鄉一帶教小學，20年代中期到廣州嶺南大學國文系工作并學習 。

　　1920年，先生年僅17歲，就讀于海豐陸安師范學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風，與同學們一道宣傳演講，抵制日貨。正是這樣的人生實踐，使先生產生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1922年陸安師范畢業后，他留在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這一時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謠學運動的影響，對民間文學發生興趣，開始搜集、整理民間歌謠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謠》周刊陸續發表了《讀〈粵東筆記〉》、《南洋的歌謠》、《海豐人表現于歌謠中之婚姻觀》。同時開始寫作白話新詩，1923年與兩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詩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聶紺弩的影響，為了尋求更充沛的思想滋養，先生來到了當時的國民革命中心廣州，這是先生走上治學生涯與追求真理之路的關鍵一步。在嶺南大學工作、學習之余，先生利用圖書館開始了民間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粵風》等民俗文獻。并結識了冼星海、劉謙初等進步人士，開始閱讀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革命書刊，給《少年先鋒》寫稿。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間趣事》在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魯迅先生來到廣州，鐘先生興奮地邀約一批青年朋友拜見了魯迅先生，并廣泛搜集有關魯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蹤，編成《魯迅在廣東》一書，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經顧頡剛介紹，轉入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預科國文。

　　他協助顧頡剛等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俗學研究組織——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學講習班，編印《民間文藝》、《民俗周刊》及民俗學叢書，積極宣傳與推進民俗學這門新學問。這一時期鐘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間文藝叢話》等文藝與學術專集，在文藝界學術界嶄露頭角。

　　1928年夏，正當先生努力追求思想與學術進步的時候，遭逢了涉世以來的第一次打擊，學校保守勢力借口鐘先生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問題，解除了他的教職。在錢塘江潮水高漲的時候，鐘敬文應朋友劉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鐘先生熱心于散文、小品的寫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創作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郁達夫對鐘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現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認為鐘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藝的小品中的優秀之作”。鐘先生這些散文創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鐘敬文先生在熱衷于文學創作的同時，并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團結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月刊）、《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

　　這一時期，是鐘敬文先生學術迅速成長的時期，他致力于民間文學的搜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經〉神話研究的討論及其他》（1930）、《中國民間故事型式》（1931）、《中國植物起源神話》（1933）、《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1933）等，從而奠定了他在神話學、故事學方面的學術地位。并注意吸取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同外國同行建立學術聯系。

　　1928年至1933年間，鐘敬文先生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級商業學校、浙江大學文理學院、民眾教育實驗學校。此時，他十分強調民俗學與民間文藝學的社會教育功能，認為這是民眾教育的重要內容。鐘敬文先生還創辦了《民眾教育季刊》（后改為月刊），在季刊上專門出版了“民間文學專號”。1933年夏，他曾應江西教育廳之邀，遠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間歌謠的公開演講。

　　1934年春，鐘先生辭去浙江大學專任講師的教職，與夫人陳秋帆一道東渡日本深造。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鐘先生成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層樓的圖書館里，耽讀著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著作。在日本期間，他始終保持著與國內民俗學界的聯系，在《藝風》雜志上主編《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從而有力地推進了中日之間民俗學民間文學的學術交流。他在《藝風》上編輯了數期學術專號，特別是撰寫發表了《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為建設中國自己的民間文藝學學科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夏，鐘先生從日本回到了杭州，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民俗學、民間文學事業。他除了擔任浙江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專職講師外，還兼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文藝導師。在《民眾教育》月刊編輯了《民間藝術專號》和《民間文化專號》。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鐘敬文先生投筆從戎，到廣州四戰區政治部作視察專員，從事鼓動群眾、宣傳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隨部隊轉戰粵北，親赴戰地采訪收集軍民抗敵事跡，與陳原共同編輯《新軍》雜志，還與同志一道創立了中華全國文藝抗戰協會曲江分會，被選為常務理事；鐘敬文先生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寫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揮刀與詩筆》、《牛背脊》等多篇報告文學。他的這些戰地篇章，鼓舞著南國抗戰軍民。

　　鐘先生本人對有著同樣愛國激情的“歐羅巴的良心”羅曼·羅蘭無比崇敬，他在《紀念羅曼·羅蘭先生》的一文中說：“他是我靈魂的深切的關與者。讀著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帶入一種比現實遠為嚴肅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鐘敬文先生重返當時設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導教授等職，講授民間文學、文學概論、詩歌概論等課程。1945年中山大學遷回廣州石牌，鐘敬文先生繼續在中大執教。1947年鐘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傾”再次被中大解職，7月在批閱完研究生考卷后，悄離廣州，前往香港，任教于進步人士云集的達德學院文學系。

　　1941年鐘敬文先生重返當時設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導教授等職，講授民間文學、文學概論、詩歌概論等課程。1945年中山大學遷回廣州石牌，鐘敬文先生繼續在中大執教。1947年鐘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傾”再次被中大解職，7月在批閱完研究生考卷后，悄離廣州，前往香港，任教于進步人士云集的達德學院文學系。

　　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鐘先生與郭沫若、老舍一道滿腔熱情地籌組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宣告成立，大會選舉郭沫若為理事長，老舍、鐘敬文二位為副理事長，鐘敬文先生主持該會的日常工作。他先后主持創辦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等刊物，為民間文藝研究提供了園地。在北京師范大學等大學講授民間文學（后改名人民口頭創作）課程，并創建************個民間文學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開設了民間文學研究生班，為新中國培養該領域的高級人才。

　　1954年他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參加了政協全委會組織的憲法草案（初稿）座談會，鐘敬文先生充滿了參政、議政的熱情。而1957年鐘敬文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務委員、學報編委職務也被撤銷，此后一段時間，鐘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權利，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開始了學術研究，撰寫了《晚清時期民間文藝學史試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間文藝學》等至今為人稱道的學術論文。接著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鐘先生的學術生命又被無情地中斷了十年之久。

　　歲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墜，改革開放之后，鐘敬文先生獲得了第二度的學術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為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而呼吁奔走，親自邀約顧頡剛、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白壽彝、羅致平等七位著名學者，聯名倡議恢復民俗學的學術地位，建立中國民俗學學術機構。1983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鐘先生當選為理事長。為了推動和協助各省市這類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東，西至蘭州、成都、貴陽，南至廣州、桂林，東至上海、杭州、寧波，參加成立大會，參與學術討論，進行學術演講。

　　1979年鐘先生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評議組中國語言文學評議組成員，為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事業的發展和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